□王貴松
  每一個年逾七旬的人都有許多與國家命運曲折相通的故事。邱遠猷先生生於1932年,自其記事起就經歷了國家的重大轉折時期,自然不乏故事可講。一部厚重的《八十春秋》,伏案讀來,時而細雨綿長,時而激情澎湃,時而喜不自禁,時而悲從中來。他用史家之筆講述了一件件親身經歷和點點滴滴的感悟,也從個體的角度準確記錄了中國近現代的社會變遷,尤其是知識分子所經歷的風風雨雨。
  邱先生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,這一齣身給其早期的成長帶來了很大的影響。他於1950年考取了四川大學,後因1952年院系調整轉至西南政法學院繼續學習,之後被保送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法制史專業讀研究生,1956年畢業後留校任教。但無論其表現如何優秀,組織上始終也沒有批准其入黨。後來,在1960年的教育革命運動中,邱先生被調至中央財政金融學院教古代漢語和中國近代經濟史,遠離了法律老本行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間,他與張晉藩教授合著的《科舉制度史話》也曾遭到了批判,他本人也因出身而受到批鬥。1972年,調至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,繼續講授中國近代史。直至1986年,邱先生才回歸其本行,教授中國法制史。值得一提的是,1982年,邱先生再次申請入黨,這一回終於如願以償。人生多舛,境遇若此,觀者動容。國家對一個人的生涯有著怎樣深刻的影響,我們所嚮往的獨立於國家的自由(擺脫國家干預的自由)是多麼的遙遠。
  即便如此,邱先生“自強不息,文以載道”(張晉藩語),在教書育人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。禍福相依,正是這一特殊的經歷,讓邱先生很好地將近現代史和法制史融會貫通。邱先生後來成為中國法制史、中國近代史兩方面的專家,尤以太平天國史、中華民國開國史而見長。從其傳記中,時時可以看到他對近代歷史、法制的關註和思考,這可能就是一個純粹學者的“職業病”吧。無論他走到哪裡,所思所想者都是那些歷史上的事件和人物。他會特地從敦煌西出陽關,烏魯木齊、吐魯番再到庫爾勒,感受林則徐伊犁的戍邊之路;他會沿長江而上,從南京到九江至武昌,追尋太平天國的起義足跡。以名勝古跡的歷史,感受中國近代史的文化底蘊,正所謂“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”。邱先生有博聞強記的功夫,他以簡明的文字、生動的圖片展現了與自身相關的史實和心路歷程。
  藉著參加會議的機會,邱先生飽覽了祖國的大好河山。但他絕不是蹭會一族,他參加會議必定是有新文章的。即便到了晚年,邱先生仍退而不休。他一直秉持著“戰士死於沙場,學者死於講壇”(梁啟超語)的精神,在年逾古稀之後,大約有二十篇學術文章發表,平均每年發表兩篇。他更是以老邁之軀,歷時四載,寫就了這部《八十春秋》,為世人留下一筆寶貴的社會史料和家國情懷。在學術研究中,他總是將法律的制度史和思想史結合起來,來把握某一時段法制的整體面貌。讀他的文章總能感覺到,觀點從史料中自然推導,論從史出,不因前人的論述而改變,不因時代背景的不同而改變。這就是研究者的應有品格。他筆耕不輟,保持著旺盛的學術生命,而且在風雲變幻的歲月里,仍然保持著獨立的人格!或許也正是因為他始終在從事著學術研究,才能始終有敏捷的思維和年輕的心態;也正是因為他堅持獨立地思考,才能始終有思想的自由和良心的從容。對比眼下的學風,不讀書、未老先衰、剽竊他人研究、篡奪學生成果、胡編亂造搞課題、趨附權貴趕時髦,愈發彰顯老一輩學者的敬業和風骨!
  歲月滄桑,文人尚在,這既是沉寂里的希望,更是前行中的導航。
  (原標題:八十法意寫春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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